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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点特稿第1260期

上海:转千弯,转千滩

作者: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2年06月08日

    5月28日,上海市黄浦区,一位父亲背着手拿风车的孩子走在外滩附近的马路上。

    5月17日,上海市崇明区,庙镇集贸市场自5月16日开始实现“有限开放”,菜摊上摆着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等蔬菜。

    5月28日,上海市黄浦区,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、滑板、香槟,在苏州河边小聚。

    5月27日,上海市闵行区,在虹桥火车站的临时安置点,一个男人正在看《一生的旅程》。他在本轮上海疫情中失业,没钱买票回家,在此暂住。

    在上海滩,海关大楼的钟敲了94年。6月1日零点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。

    当12响浑厚的钟声穿过灯火通明的群楼,越过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时,重回外滩的人们驻足静听。紧随其后的,是汽车疯狂的鸣笛,和人群的欢呼雀跃。在外环,庆祝解封的烟花冲上天空,发出阵阵巨响。脚步踢踏,车轮滚动,连跨江大桥都有些震颤。

    这一刻,上海的无数双耳朵等了两个月。

    6月1日零时起,上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、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。但上海何时能完全恢复,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在上海的很多地方,消化过去两个月里积攒的问题,成了当下很重要的事。封控期间未能就诊的病人走进医院,无法治病的宠物涌向宠物医院,无人照料的租摆植物枯萎待换,新长两个月的头发要剪,关店两个月的损失要补,对这座城市的信心,还要一点点找回来。

    最近,上海几个区陆续出现社会面阳性感染者。“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。”在6月3日下午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,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说,“我们仍需时刻保持警醒。”

    钟声起,钟声落,悲喜交集

    这是自1843年开埠以来,大上海没经历过的。“她生病了,病得还不轻。”一个市民说。

    两个月前,浦东与浦西相继封控,一座集聚2500万人的城市,不再风云际会、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、酒绿灯红,仿佛一切都停下脚步,唯独海关大楼的钟声照常响起,日夜不停。

    3月31日夜晚,一名34岁的保安在外滩遇到了一个喝得烂醉的人,爱喝酒的他想,这也许是那个男人封控前的最后一顿酒。

    那一夜过后,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上,仅剩下像他一样执勤的安保等工作人员。他的目光能透过光秃秃的景观树,和空空的街道,从路这头望到路那头。那些天,他很少在这条街上见到其他人。时常陪伴他的,是海关大楼整点敲钟时响起的《东方红》。

    住在虹口区、静安区的一些居民,也能听到黄浦区传来的钟声。“原先,我的住处是听不见的。现在是那么静,静得人心里发慌,静得人心里害怕。”一位虹口区的居民说,每天清晨唤醒他的,不是黄浦江上的船鸣,不是豆浆油条的香味,而是那钟声。

    4月,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年轻人每天定3个闹钟抢菜。在一些小区,几乎从现代生活中消失的“以物易物”,成为一种常态,有人拿出咖啡、酒,换回蔬菜、鸡蛋。

    烟、酒、可乐,一度成为奢侈品,也是稀缺品。

    4月初的一个夜晚,一名骑手敲着一家玻璃门紧闭的烟酒专卖店,询问卖不卖酒,有人托他买,价钱好商量。在一些开门营业的加油站,销售最火爆的并不是汽油或柴油,而是一条条香烟,排队买烟的队伍常能有十余米,而加油的汽车寥寥无几。

    足不出户的日子里,很多人重温了歌曲《上海滩》和电视剧《上海滩》。在网易云音乐这首歌的评论区,一位当时正经历隔离的人留言:“想起上海之前的热闹,看到今天外面的冷清,我也突然想听这首歌。”也有人说:“我已40天没出门,但我仍然无比热爱这座城市。现在阳性病例已突破50万,但每天新增已从近3万降到1万。”

    有人祈愿:“上海早日走出疫情阴影。仍愿翻,百千浪,在我心中起伏够。”

    当外滩的那名保安再一次碰到醉汉时,已是5月下旬,两个拎着酒瓶的外国人,摇摇晃晃地从他面前经过。那时,步行街两旁的树已枝繁叶盛,许久不见的烟头又在路上出现了。“好呀!”他感慨,上海快回来了。

    5月23日,上海4条地铁线路首先恢复运营的第二天,外滩附近就喧闹起来。一辆老年三轮摩托车疯狂鸣笛,从有少量行人散步的四川中路上疾驰而过。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坐地铁到南京东路,在略显萧条的街上拍照留念。那时,步行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尚未开门,只有不多的人闲逛。

    “高兴又心酸。”那位教师说,她想念外滩汹涌的人潮,想念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演出。

    这位上海本地阿姨乘坐地铁回家的路上,遇到一名正要离沪返乡的女孩儿,女孩儿向她倾诉了在上海的遭遇。她看到女孩儿眼里盈满泪水,即将带着行李箱、一盆陪伴多年的兰草,以及对上海复杂的心情离开。那时,离沪列车渐多,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,每天都有人步行或骑行十余公里,赶往虹桥火车站。

    女孩儿告诉她,自己忙碌半个月才拿到返乡证明和出小区的许可,又历经波折抢到车票,如今手机快没电了,还要在火车站地下车库睡一晚才能赶车。她把自己的充电宝送给了女孩儿。

    “希望陌生的异乡人不要对我的城市失望,她只是暂时病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在5月的尾巴上,在院的新冠病人越来越少,上海市“封控区”数量也一降再降。在外滩,偶尔有摩托机车轰鸣而过,把路边骑共享单车的人吓了一跳;一些年轻人带着西瓜、滑板、香槟,走出小区,在苏州河畔的空地上相聚,对饮。

    人们开始尝试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。

    6月1日这天,75岁的上海老人林静秋的第一件事是去儿子家陪小孙子下跳棋,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去外滩闲逛。这样平淡无奇的自由生活,她已两个月没经历过。她还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雕像。她看到外滩像过节一样热闹,十字路口人潮汹涌,黄浦江畔的台阶上坐满了人。

    她把外滩比作上海的“会客厅”,看着“会客厅”渐渐恢复昔日光彩,心里暗自高兴。因为外滩,也是她的“老家”。

    她的祖辈曾从宁波到此经商,在南京东路附近买房开店,在河南中路466弄开过一家寿衣店。她在外滩度过了童年时光,1966年从上海第六女子中学毕业。她说,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,就是在她家老宅旧址上造起来的。

    上海解封的第二天,林静秋重回苏州河畔的梦清园公园,与阔别已久的老姐妹相见,并续上了10余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晨练。常年在梦清园吹萨克斯、已鬓发斑白的老人带着他的乐器、乐谱也回来了,梳着大背头,戴着金框眼镜,穿着西裤和皮鞋。老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间传唱颇广的歌——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
    在苏州河边,她看到穿着布鞋,带着靠椅和午餐的老人,在昌化路桥上放风筝。往年的6月,每逢端午,苏州河里会赛起龙舟,如今只有河水流淌。

    不过,上海确实正在恢复,这一点儿,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上也看得出来。

    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徐浦基地承担了上海市市区70%的生活垃圾转运工作。3月,基地的日均普通生活垃圾处置量为3924吨,4月降到日均2852吨,日处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最低值出现在4月6日,为2114吨,等到5月,日均处置量回到3910吨。

    最近,一个高峰值出现了,6月2日这天,普通生活垃圾量达到了4979吨。与此同时,另一项数据则持续走低。

    “疫情可控以后,专项垃圾就在走下坡路。”徐浦基地负责人杨青青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这些专项垃圾主要是来自于封控区的生活垃圾。专项垃圾处置量的单日峰值曾出现在4月25日,达到900吨,6月2日这天的统计数据显示,已经降至165吨。

    “回来”的,不止生活垃圾。“打虎”也回来了,6月1日,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6月2日,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,发布了6起环境污染防治典型案例。“酒驾”也回来了,6月3日,上海交警查了70起酒驾、845起客车载货。

    当城市重启时,一家上海的园艺公司发现,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做。疫情期间,这座大都市里的办公楼、商店等地方,大量的租摆植物无人管理,有的枝枯叶败,有的奄奄一息,有的需要修剪。

    在一些林荫道上,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清洗,脚下的路常是黏的。一名环卫工人笑着说,他从没见过街边草坪里的草,像今年一样长到齐膝深。往年春天,割草机一周就会修剪一次草坪,那些草顶多没过脚背。

    解封之后,从小区走到街上,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王放有一种恍惚的感觉,“过去的这两个月,光看这个街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”但他知道,城市景观的恢复是很快的,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。

    被封控在小区的这个春天,他曾转遍小区,发现蜻蜓、萤火虫、水黾消失了,蟾蜍、青蛙、蝌蚪,少了。而在结束大规模的消杀之后的15天时间里,他又发现了新的蝌蚪,但对空气污染更敏感的萤火虫仍未出现。

    从他的团队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红外相机来看,很多城市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,但它们的活动时间因为人的消失更灵活了,常被认为是夜行动物的黄鼠狼和貉,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、觅食。

    “城市动物跟人的关系会更复杂。”王放说,“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活动在支撑它们的存在。”与此同时,他们的红外相机还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组成一群,扑击野猫,有貉也曾被流浪狗杀死。

    上海解封之后,市民关于貉的投诉增多了,“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就这么大胆地到处闯,你们能不能来管一下?”

    封城期间,小貉会经历出生、长大、探索城市的过程。而这期间,城市看起来很安静很自然,人和车都少了。但人类提供的食物也在减少,它们被迫到更大的范围去活动,去花园,甚至商业区。

    王放觉得,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动物。它们也得调整,得回到晚上活动,得重新躲藏起来。“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个样子。”

    病人来,病人去,继续治愈

    5月27日,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(以下简称:仁济东院)急诊科副主任刘黎结束了闭环管理,回到家中。儿子担心妈妈不过只是回来一下,又要走。当明确妈妈上了班还能再回家时,他开心了。

    两个月未见,离开时刚领回的小奶猫已经长大,宠物狗见到刘黎回来时,先是愣了一会儿,而后又亲热起来。

    丈夫烧了一桌子菜,鸽子、带鱼、奶油蘑菇汤等,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小区楼栋微信群里,邻居很敏感地判断出来,“是不是你家属回来了”。在经历过一场疫情风暴后,一家三口,终于有机会坐下来,安安心心吃顿饭。

    从那天起,刘黎渐渐找回不仅属于医生、还有属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庭日常。那些譬如买菜、吸尘、拖地等家务事,原来她都很不喜欢做。刘黎说,当经历过两个月闭环生活之后,原来很日常的事情,变得奢侈起来。“现在能去做了,其实心里还蛮开心的。”

    6月1日早上,刘黎从家到医院的路上,想找一辆共享单车来骑,但没找到。“路上好多人。”她说,“碰到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挺开心的样子,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。”

    而在仁济东院急诊室,也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。

    急诊室留观区逐渐恢复了秩序,为病人和家属增加了一个个小隔间;滞留在二楼病房的大部分病人都回了家,新的住院病人多了起来;临时抽调来支援的部分医生撤了回去,也留了部分医生像往常一样在急诊工作;急诊为自行挂号的病人重新排了专门看诊的医生。

    但最近刘黎察觉到,一些炎症性感染病人的数量,要比往年同期多,其中一部分是由于“封控期间一直没来医院”而积攒下的病人。

    “我们这两天碰到几个肝脓肿的(病人),肺部感染,变成肺脓肿。”刘黎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位,是一名建筑工人。起初,发烧、咳嗽,没到医院看,自己弄点药吃。 “屏(撑)一屏,延误了治疗时间。屏不住再来看,(肺部感染)相对比较重了。”

    她最近还碰到一位糖尿病病人,平时一直打胰岛素,但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单位,而单位没有胰岛素,他也没能及时买到药。“然后血糖特别高,酮症酸中毒送过来的。”刘黎说,“他还没完全好,又急着出院,因为他要复工复产,想要回去上班。”

    类似的事情,还发生在林静秋的亲戚身上。

    去年查出肺癌晚期的亲戚,原本在4月初准备做第4次化疗。“没想到一封,两岸不是一个星期停摆,而是足足两个月。”林静秋说,“由于交通堵塞,他需要用的药,运不过来。直到5月底,(医院)才通知说,这个药运进来了。”第4次化疗最终在5月底完成,“好在这个期间,病情没有明显恶化。”

    连宠物医院都忙着处理攒了两个月的工作。

    上海芭芭拉宠物医院院长王琦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近期入院就医的宠物数量增加了至少一倍,“我们原来一天接诊30例左右,现在可能60例。主要是做绝育和打疫苗。”

    在仁济东院急诊室,由120救护车送来的一类病人(濒危病人)就诊量没有明显的下降,自行前来就诊的二类、三类病人(危重、急症病人)多了起来。尽管前来就诊的病人总量比疫情严重时多了,但脱下“大白”、换上蓝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们,能够更轻松、更迅速、更持久地应对了。

    上海120救护车司机陶炜也脱下了“大白”。“解封后,120基本已经回归正常了。”陶炜说,出车量也回到了疫情前,只是送去医院的急救病人以老年人偏多,还有封控期间不能就医的病人。最近,他每次送病人到医院时,都看到一些三甲医院门庭若市。

    如果从仁济东院的门急诊就诊量上来看,目前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。但从整个上海的情况来看,因疫情处置工作的需要,进入6月以后,仍有包括浦东医院、周浦医院在内的25家医疗机构暂停部分医疗服务。

    上海重启的前一天,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国家会展中心(上海)方舱关闭。而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,新冠病人的隔离救治至今没停。

    自3月31日开舱收治第一个病人,至6月6日已有67天,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累计收治47722位新冠患者,这占上海本轮疫情新冠病毒感染者总数的十三分之一。

    坐镇在此的,是仁济医院的医疗管理团队,总指挥是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,他曾是2020年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。近期,他送走了湖北、天津、江西等七省的援沪医疗队,迎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、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医院的766名本地医务人员。

    这些选择“继续治愈”的医护人员,并未能在上海解封后,与家人团聚。

    他们仍然保持着每天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,早上从闭环的驻地出发,到新国博方舱,晚上再回到驻地。路上,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郑宇会路过家,他常透过车窗,与站在阳台上的女儿远远地挥手。那隔窗相望的瞬间,是他离家两个多月的日子里聊以慰藉的时刻。

    在绝大多数方舱医院陆续休舱后,这支医疗队将战斗到6月中旬,继续治疗在院病人,并应对局部疫情的零星病人。而此前在5月25日选择关舱的世博方舱,正在修缮改建,未来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之一,继续存在。

    上海这场疫情随着倒春寒而来,在立夏后慢慢消退。

    6月6日上午,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显示,整个上海市仍有523名确诊病例在院治疗,其中重型28例,危重型20例。这一天,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,无症状感染者4例,出院出舱病人1298例。其中,新国博方舱医院这天有313人出舱。

    最近,送往方舱内的盒饭,一天比一天少;送到舱外的医疗垃圾,也一天比一天少。

    随着方舱医院、定点医院的逐步关停,上海市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数量也从高峰期的1407吨,下降到6月5日的583吨。

    “虽然(应急响应)等级没变,但是离三级响应临界线的555吨也是越来越近了。”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阮剑波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“当时做预案的时候,觉得555吨都不可能发生,但是没想到一下子就很快突破了1000吨。”

    尽管医废产量巨大,处置的问题并不大,而当时最大的问题在运输。

    “我们平时只有这些常规的医院,设定好路线,但现在等于全部推翻了,最多时200多个方舱。”阮剑波说,在重新规划运输线路的基础上,后续又调来100多辆车与相应的人手用于医废转运。

    本轮疫情期间,上海市医废量在4月14日首次突破1000吨,10天之后达到1407吨的最高峰。医废量再次降到1000吨以下时,已是5月20日。其中,由于上海实行封控管理,普通医院的常规医废在4月4日这天降到了低谷,只有100吨,上海解封之后,常规医废量也逐步回升。

    随着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,阮剑波发现,他们在医废运输上遇到另一个问题:转运车会堵在路上。司机们没办法再像6月前那样,一路畅通。

    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很快回到疫情之前。

    自5月初以来,仁济东院急诊室就没再出现过阳性病人,但对“阳性病人出现”的担忧还在。“大家防护等级都降下来了,留观室(人员)相对比较密集,会担心再出现一个阳性的病人。”刘黎说,为没有“核酸检测阴性报告”的病人设置缓冲区,这样的措施,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保留。

    为了应对零星的新冠感染者中可能存在的精神病人,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也配备了精神卫生的专业队伍。这样的措施,也将过渡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去。

    “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。”刘黎觉得,“疫情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是两个月就能解决的,而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,包括对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。”急诊室,也还需要时间,慢慢向疫情之前的状态过渡。

    转千弯,转千滩,小心翼翼

    上海人近来常自问:解封后的上海,还能回到从前吗?

    “社会生活完全恢复,包括人的心理,至少还需要1年以上。”林静秋说。年过古稀的她一生中经历过太多事,却很少有像过去这段日子一般。两个多月里,她做过35次核酸检测,50余次抗原检测。

    最困难的是4月中旬,她与老伴儿两人在家,只剩下几斤米,两袋面,曾连续10天晚上吃的是面疙瘩汤。她从未见过一个物资如此紧张的上海。

    解封后,林静秋心里仍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,“社会上有人提醒,米油菜还得囤”。

    不少人在解封之后,生活在“小区会不会再次被封”的恐惧之中,日子也过得小心翼翼。

    6月1日之后,因上海社会面出现零星的本土确诊病例,一些小区刚刚解封,再次被封。6月5日,宝山区一名27岁的女性确诊新冠肺炎,她所住的天馨花园小区原本在5月15日就被划定为防范区,如今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,该小区约8200人再次进入封闭管理状态。

    这正是血透病人赵勇担忧的。

    如今,住在浦东新区的他,生活和就医都在慢慢回到从前的样子。

    “门口的菜场都开了。青菜4元一斤,之前最高的时候15(元)、20(元)。”赵勇说,他从6月2日起,回到了位于仁济医院西院区的血透室,进行一周三次、每次4个小时的规律血透。

    他不用再去位于曹路镇的浦东医院临时血透中心,也不用再等待社区不知何时能派来的车。

    由于无法长距离行走,每次外出,他还是要母亲推轮椅,陪他坐公交。因为去医院仍需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他还是要每天做核酸以免耽搁血透。而让赵勇唯一害怕的是,“万一有谁再感染上了,我们又要封小区了。”他怕再次回到像三四月那般混乱的时刻。

    “一方面是基本的生活需求,另一方面是就医需求。”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书记周洲觉得,“这两方面问题如果能够比较好地解决,能够缓解大部分居民的一些心理压力。”

    6月1日那天,有视频显示: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外的马路边,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队。

    类似的情况,在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过。“6月1日、2日,我们正常开诊,都是超过(平时)两倍的门诊量。”周洲告诉记者,前来就诊的有初诊,也有复诊。“新就诊病人占3%左右,其他的都是复诊病人。”

    周洲觉得,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,还需要政府层面更好地来带领大家,共同提振信心,恢复正常生活状态,要有比较明确的进度表,或者明确的部署安排,这样节奏会更高效。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要继续保留,线下面对面心理咨询渠道也要陆续开放。

    也有人没在上海等到6月1日。

    距离6月1日还剩3天时,一对在沪开肉铺的夫妻决定不再等了,带着还在喝奶粉的孩子,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离沪回了安徽老家。其中,孩子的父亲说,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,但不敢确定上海六一之后的恢复状况,而孩子因奶粉购买困难即将断粮。“还会回来,但要等上海恢复后。”

    在5月底,一位年轻女性发现自己仍有“恐慌性囤货”的习惯,“只有60个鸡蛋是不行的,再买60个。冷冻室必须填满,否则要心慌”。解封之后,第一次去超市,面对满当当的货架,她仍然习惯每样多拿一份。“也不知道后遗症多久才能好。”

    有人解封后则立刻购置一台新冰柜;有人一有时间就下楼遛弯,生怕突然没机会出门;有人清晨被喇叭声吵醒,还以为是居委会喊下楼做核酸,细听才发现是“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”。一些怕断药的人,则排队到医院复诊,开始囤药。

    没解封之前,林静秋担心解封后物价飞涨,当她解封后走进超市,看到货架上货源充足价格平稳,她就不再那么害怕。“稳定了民心。”林静秋说,实际情况比她想象得好,她开始给家里的冰箱“去库存”,“有的食品、水果要加快消灭”。

    最近,林静秋发现,家附近建筑工地上复工的吊机响了起来,莫干山路上恢复了水泥罐车排队的景象,沿街商铺大多开始营业,家常菜馆、咖啡店也重开店门,理发店门外有人排队等候。

    6月1日,东方明珠电视塔恢复营业,有数据显示,这一天,上海市大型公共建筑的用电强度也恢复至3月上旬的72%,上海今年首轮集中供地也在儿童节这天启动,首日拍卖土地总计成交金额达495亿元。

    住在北京的人发现,能够收到来自上海的快递;身在上海的人,拿到了刚“封控”时网购的面粉。

    一些东西在慢慢找回,而一些东西则永远地失去了。

    比如,一位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失去了一个“最出活的”春天,只干了10余天工,却休息了两个月;比如,一个从新疆来这里卸货的男人,失去了一份快递装卸工的工作,还感染了新冠肺炎,花完了身上的钱,日子需要重头开始;比如,一个河南籍的卡车司机,也是一个白血病儿童的父亲,在上海的马路边滞留两个月,直到6月1日才重新上路。

    一家黄浦区的花店3月中下旬开始歇业,冒险在5月20日“网络情人节”那天开门营业。营业前,花店扔掉了枯萎的花,提前3天从云南进购鲜花。那一整天,鲜花订单“爆单”,店里的员工一刻不停地包扎花束,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。尽管如此,5月20日这天,花店的订单数量尚未赶上往年5月20日的三分之一。

    5月29日,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了《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》。上海决定实施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、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、发放援企稳岗补贴等八个方面50条措施,全力助企纾困。

    6月1日上海启封那天,那家花店准备了200束鲜花,下午就卖没了。但6月1日过后,花店的销量不怎么理想,“(与往常)减少了三分之一”。花店老板发现,街上大部分的门店都开了,但大家的生意比以前差一点儿。

    “这是个长期战役了。”花店老板说。

    4月和5月,本是属于鲜花的季节,在高架路两旁,月季怒放,却没什么人观赏。

    如今,月季花几乎要谢光了。好在那个人们熟悉的上海正在回来。办公楼里新的绿萝替换了枯掉的绿萝,路边的花箱换上新的花草,装饰重回车水马龙的街头。

    “失去2022年的樱花,不能再错过绣球花。”6月,一个年轻姑娘将自己与街边绣球花的合影发在了微博上。她说:“我能看到路上的情景似乎没什么变化。但各种限流、场所码、核酸点、不能堂食的餐饮店、不知道还能不能开门的小店,又在提醒我,时间带来的改变。”

    (文中林静秋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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